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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計捐款近百億元 他設立了全球獎金最高的教育獎

累計捐款近百億元 他設立了全球獎金最高的教育獎

2019年10月30日 07:37 來源:中國青年報參與互動參與互動

  那個捐了近百億元的人

  我們聽過太多在金錢的幻覺中迷失的故事了,但陳一丹的故事卻仿佛是個例外:作為騰訊公司的5位創始人之一,他很早就實現了財務自由——21年前,他和馬化騰等5個年輕人合伙創業,不過6年,騰訊上市,他獲得財富的速度只能用令人眩暈來形容,“就知道有個數字,會不斷增長”。

  誰也沒想到,在從科技創業的浪潮之巔下來之后,他接下來的人生會以這種方式打開:先是分期捐資20億元人民幣給民辦的武漢學院;緊接著,捐贈25億港元設立全球獎金最高的教育獎——一丹獎:單筆獎金3000萬港元,比諾貝爾獎金的3倍還多。他最新一筆關于教育的捐贈價值高達40億港元。迄今,他已陸續捐出90多億港元。

  談到他,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我們,即使在美國,教育學者也沒那么受重視——“他們覺得我們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。”而一位中國富豪愿意為全世界的教育設置這樣的大獎,讓他有一種“早該有人這么做了”的感覺。

  在此之前,他從沒聽說過陳一丹這個名字。

  今年5月,在一次論壇上,美國西北大學教育與社會政策學院院長大衛·菲戈甚至有些激動,“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認可。因為您,一丹先生,您相信教育可以改變這個世界。”

  他在致辭時說,“我向您致敬。”

  過去幾年,全球不少教育學者,都想見一下這個中國人。既有好奇,也有懷疑;幾乎每一個被邀請擔任這個獎評委的學者——都是國際頂尖的教育學者,也都要求和他見一面。他們想看看,要做這么一件事的,到底是怎樣一個中國人?

  5月底的一天,我們目睹了一連串這樣的見面。那是在芝加哥,陳一丹剛剛抵達這里,時差還沒有倒過來,見面就已經開始了,先是芝加哥大學校長,然后是打著一條金色領帶的詹姆斯·赫克曼——200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。連坐了13個小時飛機后,盡管非常疲憊,但陳一丹的皮鞋锃亮,西裝筆挺,領帶也系得一絲不茍。

  第二天,見他的人更多了。一丹獎基金會和西北大學合辦的那場教育論壇上,陳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。開始之前,大衛·菲戈召集了教育學院的15位教授和陳一丹見面,每個人輪流向這位中國來客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。院長的重視其來有自——去年,一丹教育研究獎得主就出自他的學院。

  陳一丹身材瘦削,面容清矍。他48歲,但頭發已經白了。他非常擅長一條一條地把事情說清楚,談到設立這個國際大獎時,他的說法出乎意料地簡單——“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,最終都可以回歸到教育。教育進步了,社會也就發展了。”他希望通過教育提升人類福祉。

  最初,沒有人愿意輕易相信他,這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天真的玩笑——投身到這樣一個宏大的事情,對一個學者來說,意味著賭上自己的聲譽。程介明這樣評價:愿意設這么一個獎,在中國這樣的人不多,“或者有些后來變成笑話的也有。”

  程介明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首席教授,港大原副校長,之前沒見過陳一丹,但最后選擇相信了他——他不像一般的企業家,沒有多余的客套,只是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,“他越是口才不好,我越覺得他不錯。”

  穩定

  即使是陳一丹自己,似乎也很難說清楚他在哪個節點開始作出決定。從騰訊退休,他的人生站在一個分水嶺上:在此之前,他主要是一個企業家;在此之后,他主要是一個慈善家,或許還會成為一個教育家。

  退休后,陳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學游學了半年。回憶起那段日子,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學時代——不肯住豪華公寓,而是搬進學生宿舍,在室友的大音量音樂和臭襪子味道里,樂此不疲地選課。他關心食堂怎么樣,圖書館怎么樣。

  對于他當時的這個決定,外人感到驚訝。那正是騰訊高歌猛進的時候,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。沒人想到,他會在這個時候退下來。但熟悉他的人并不吃驚,他已經鋪墊了兩年——還是在2011年,他就給騰訊總辦的人寫了郵件,表明退意。這符合陳一丹的風格,很穩,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發生的。

  站在今天往回看,他的創業故事無疑是當時中國最激動人心的故事之一。按照中國互聯網高歌猛進的劇本——但凡一個人,只要他干過互聯網,就會知道很多這樣的劇本——不用說,主人公往往都有一個動蕩的傳奇,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,充滿冒險、起伏和野心。但陳一丹顯得非常不同。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臺,大概會叫人感到失望:他是反戲劇的。

  不是沒有挫折,騰訊和奇虎360的“3Q大戰”曾讓他陷入深刻的反思。但作為一個主人公,在他的故事里,很難發現那些戲劇性的撕裂和沖突。

  創業最緊張的時候,他形容,那時候身體很忙碌,“思想都是在跳,總是在跳、總是很激烈、很激烈”,但心很安。

  他退下來時,曾有人問,甘不甘心?他還是這樣回答,“我非常開心,安心。”他認真地說,“我真的很開心。”

  騰訊高級副總裁郭凱天覺得很神奇,在他看來,騰訊幾位創始人的個性都特別罕見。他們給人的感覺,“個性都非常穩定,似乎很早就形成了。”盡管每個人都很不同——馬化騰的敏銳、前瞻,張志東的真實、客觀,許晨曄的超脫、睿智,不同個性反而促使他們能從更多角度去看問題。

  而在整個團隊中,陳一丹的作用就像是穩定劑——他擅長的是,“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,都綜合綜合。”在他的語言中,很難發現突轉、變化,一切都是順暢匯聚到一起的。

  郭凱天和陳一丹認識十幾年了,他是陳一丹招進來的騰訊第100號員工。那時,他就覺得陳一丹有點少年老成,“當年他長相也是這樣,胖瘦也是這樣,當年頭發就是白的。”即使是現在,陳一丹從騰訊退休6年了,但幾乎也沒有什么變化。

  他是“超穩定”,郭凱天這樣評價。

  這種平衡感和穩定感貫穿到他的方方面面——首先是家庭。他很忙,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讀書的時候,他一個月也要回國一次,陪伴家人。

  日常工作中,他也很少因為什么事發脾氣,他情緒起伏不大,不會叫人難堪。如果有人辦事不力,他不會直接指出來,而是提醒“你還該再考慮另外的因素”。他的助理回憶,最生氣的時候,“也就是整個面部的線條是往下走的”,顯得很愁,但不會發火,“他care(在乎)的人,他不想讓他不開心”。

  因此,當他開始全力投身教育時,這種穩定感叫一切都顯得是自然而然的——脫離了熟悉的賽道,對任何人來講都意味著一次冒險;但發生在他身上,好像沒什么特別。

  一開始,他打算分期捐資20億元給武漢學院——在別人看來,這已是天文數字,但陳一丹明顯有更大的想法:當他準備設立教育獎時,他已經想了一兩年了。

  格局

  2015年的一天,陳一丹的助理被叫到辦公室,說有事想和她商量。助理感覺氣氛有些神秘。“他前面鋪墊了很久,就是講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。”她甚至覺得老板有些緊張。她說,陳一丹有一個習慣,如果是談一件很平常的事情,他就會很自然地交談,“有時候手舞足蹈的”。如果是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,他就習慣性不看對方的眼睛,自己使勁盯著空氣中的一個點。

  她意識到,老板要說的事可能“有些大”。

  “我要辦一個全球性的教育獎。”陳一丹說。

  這個決定“好像前不著村,后不著店”。當時,他已經投入了大量的金錢去辦武漢學院,“我一直以為他就是想辦個學校而已。”助理說——直到2016年一丹獎對外宣布,她才能夠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——但在之前,她承認自己沒有想通:可能因為我覺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終的一個受益方,“對那種倡導性的、影響性的,一下子串不到我腦子里來。”

  助理回憶起那次談話,她對這個決定的理解是——辦一個學校還是太窄了,但設立一個教育獎,可以影響到更多人。

  早在騰訊創業時期,郭凱天就發現了陳一丹性格中的一些特點:比較有“社會情感”。他本科學的是化學,研究生學的是法律。他堅信法治對社會的價值。

  這種情感,最主要的體現就在公司的管理上。現在騰訊的管理文化,是他在的時候創立的——“首先是很自由。強調員工的工作快樂,這都是跟Charles(陳一丹)、跟Pony(馬化騰)他們的性格是有關的。”

  郭凱天說:“可能法律是一個太具體的工作,還不能滿足他進一步的普世情懷。”這或許可以理解他為什么投身教育——教育是對人的塑造,任何時代都不會變。

  翟紅新對陳一丹的評價是:格局很大,睿智、有大局觀。她是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秘書長,和陳一丹是10多年的老同事了。她對陳一丹的回憶,能一直追溯到騰訊剛剛成立的時候。那時,碰到用戶上門投訴,法律專業出身的陳一丹會拉上一個女同事——理由是,從概率來講,客戶不會對女性發火,大家容易平心靜氣。

  但當時她只是覺得陳一丹很聰明,直到他從事業的高峰退下,專職做公益、辦慈善,她才發現他睿智的一面。翟紅新說,“他沒有這種特質的話,很難堅持下來,或者把這個事情有步驟地推進下去。”

  設立這個獎的目的,4年前,陳一丹寫在本子上——“旨在鼓勵倡導人類對宇宙人生的領悟和貢獻。”最初,獎金定在1000萬港元,但陳一丹后來堅持,將這個數字乘以3。

  不是沒有人提出過挑戰,即使是用最高的標準來看,這個數字也太大了;教育不能立竿見影。陳一丹非常清楚——他告訴我們:“它很慢,它很慢,它最慢。”事實是,其他的一切變化都很快:陳一丹經歷過中國互聯網起飛的關鍵時期,那是信息革命的玫瑰色黎明,它改變了商業、媒體和慈善——人與人之間、各種功能之間,一切都是信息化的。

  從退休開始,甚至更早,陳一丹就在思考這個問題。到今天,沒有網絡化的、沒有實質性改變的,只有教育。因為它是復雜體系,“stakeholders,持份者太多了”。他的結論越來越接近那個宏大的目標:教育體系一定會改變,整個信息革命決定了它遲早要變。那么,在這個時刻,他的角色是什么呢?——他曾成功引領中國的互聯網公益,使捐贈的效率和熱情迅速提升,在全球范圍內領先。現在輪到教育。

  他想清楚了,“教育是最重要的,值得這么高的獎金。”

  在陳一丹的計劃里,3000萬港元:一半獎給個人,一半是項目資金,用于獲獎者推進研究。但提高之后,原本計劃的10億港元基金池不夠了——和諾貝爾獎一樣,陳一丹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基金會,計算發現,如果要保證獎金能夠逐年發放,他必須捐出25億。

  到陳一丹這個位置,金錢只是一個工具,他的注意力早已不在這上面了。對股價的漲跌,他并不介意。助理甚至懷疑,老板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。

  傳統

  甚至,陳一丹會因為捐款被人知道而不知所措:大學畢業時,他捐錢給希望小學,覺得做了很自然,因為沒人看見。后來,向母校深圳大學捐贈獎學金,他覺得好大壓力,“這個壓力不是捐錢啊,是捐錢被人知道了怎么辦”。

  今年5月,他在一次會議上對外宣布:捐贈股票,價值逾40億港元——如果不是趕上那時候股票下跌,捐贈的計劃金額是按50億港元打算的。但是,跌了就跌了。事實是,這筆錢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捐贈,只是一直沒有公布。原因是,他不知道怎么說。

  他重視榮譽,但不是這一種,而是另一種更大的東西:他將自己設立的教育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;將捐贈給武漢學院的圖書館命名為“陳一丹伉儷圖書館”。“一丹”有一片丹心之意,“陳一丹伉儷”,則紀念他和太太當初在大學圖書館學習和談戀愛的日子。

  這是一種矛盾的情感。但發生在他身上,就和他退休時的決定一樣,一切都顯得是自然而然的。熟悉他的人覺得,陳一丹受到傳統的影響很重。

  傳統對他的影響體現在方方面面。一次,他和一位西方學者談起教育,對方從腦科學的角度出發,談起0到3歲在成長過程特別重要。陳一丹高興地接過去,“對啊,中國有句老話,三歲定八十。”

  他仿佛抓到了一只兔子。就像在一個最新的系統中,找到了文化的坐標。回顧自己的少年時代,陳一丹出生在一個傳統的家庭。在那些遙遠的記憶中,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,那是個沒文化的老人,但即使沒什么錢,也喜歡幫助別人。她的本性如此,這種樸素的感情能夠給人力量,對他的影響很大。

  和他聊天的時候,會不自覺地被他帶入傳統的世界。構成這個世界的詞語,在今天已經顯得很陌生了。他喜歡談儒家和道家,也喜歡談佛陀的教育。他讀原典,書架上擺著《論語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。他也讀佛教經典,不僅是《金剛經》,還包括《凈土五經一論》《凈土三經》。

  談起自己捐資教育的想法,他把它歸結到:“我覺得是有樸素的情懷,但是沒有系統去整理。”他說的最多的是隨緣——“人就這一輩子,萬般帶不去啊,只有業隨身。”

  這句話太老了——互聯網增加了語言的維度,我們被分割在一個個部落。當一個人帶著一種非常古典的態度走來,往往顯得不合時宜——就像是透過一層層的紗布去觀察他——這或許增加了理解的困難。

  評價自己時,他使用的概念也是傳統的。最好的狀態是超越善惡,平靜如水。但他是凡人一個,做不到,“只能儒家比例放大一點,入世,走正道都做一點,有錯就改,好事就多做一點。”

  投身教育實際上困難重重,陳一丹回憶起打算分期捐資20億元辦學時,心里還是犯憷的:教育是做不完的,好像無底洞一樣。但他當時已經想好了,希望有一顆心去探索。

  他把這個樸素的想法告訴妻子。他覺得妻子是他的力量之源。妻子的回答很簡單,“你也知道,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是支持的。只要家里孩子跟我有碗飯吃就行。”

  “我當然不能讓她只有飯吃啊!”陳一丹說。

  純粹

  在學者眼中,他大概是最不像商人的一類。很淳樸,很純粹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原校長吳漢東這樣評價。他見識過一夜暴富的人,大牌企業家也見過不少,“要讓我一個學者去說一個企業家很好,坦率地說也是不容易的”,但是,陳一丹是個例外。

  他們見面不多,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。有一次,陳一丹在辦武漢學院的過程中,想要征求他的意見,給他打了電話。武漢學院過去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舉辦的一所民辦學院。兩人見面地點設在深圳的一個茶室。幾年以后,吳漢東回憶起那一刻:陳一丹當時看起來有點沮喪,他說,我作為一個企業家非常成功,作為一個慈善家也很有理想。然而,“作為一個教育家,為什么就辦不好?”

  吳漢東很少見到一個企業家的這一面。他對教育的理想和情懷,叫他很感動——他覺得他們理想相同,一拍即合。但是,辦大學和辦企業不一樣,百年名校不是一兩步就能成的,“有曲折才有前進”。吳漢東說,陳一丹在辦學的過程中,有耐心,有決心,甚至叫他感到驚訝。而那次聊天,陳一丹像個小孩,一開始很失落,談過以后又很釋然,很振奮,喜怒哀樂都在臉上。

  “我見到陳一丹的時候,他展示在我眼前的形象是一個慈善家,一個未來的教育家,他叱咤風云的企業家形象我見得還不多。”吳漢東說,但沒有以前叱咤風云的企業家陳一丹,就不會有現在的陳一丹。

  “所以他首先是創富,我相信也是艱難的。他代表的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發展的積極因素,靠知識創造財富,而不是政策牟取財富,不是靠權力去掠奪財富,這是我的一個判斷。”吳漢東評價說,“他和一般企業家不同的地方是,他把后半生放在了公益事業,這兩點我非常肯定。當然,不是所有中國企業家都要投身教育。”

  陳一丹身上的這種特質吸引了不少人,武漢學院現任校長李忠云退休前是華中農業大學黨委書記。當初,陳一丹邀請他加盟武漢學院,他考慮再三,拒絕了。對他來講,退休意味著功成身退,沒必要再冒險。陳一丹不死心,專程到武漢請他再談談。設宴的地點選在一家酒店的斯坦福廳。廳里面有斯坦福大學的很多照片。

  他站起來,手指著這些照片,侃侃而談:現在中國的民辦教育還比較落后,他相信將來民辦教育和民營企業一樣,一定有長足的發展。他希望武漢學院將來能夠像斯坦福一樣。

  李忠云說,他有些感動,搞得不好意思拒絕了。

  為了請一位校長,陳一丹三顧茅廬。他的個性告訴他,要往前看。陷入困難時,他會獨自一人唱《漁舟唱晚》——這是一個傳統的“藥方”。

  有人是這樣認為的,作為一個億萬富豪,他把自己的退休搞得太過苦澀。事實是,他的性格中有一種可以稱之為樂觀的東西,他把自己的選擇歸結為“純粹的情懷”。事實是,他還明白更多的道理:教育只要你投身其中,就會一點一點進步,過程就是最大,“不是說一定要什么結果”。

  偶爾也產生困惑。你到底是做一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,還是一個理想的現實主義者?他問過自己,“我們討論的結果是,沒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,只有現實的理想主義者。”

  建立一個權威的國際大獎,和辦大學同樣面臨困難,不是砸錢就能辦成的——即使是諾貝爾文學獎,2018年也曾一度陷入丑聞,甚至因此推遲頒發。

  純粹和權威。這是陳一丹必須要堅持的。最關鍵的是:建立顧問委員會和獨立的評審委員會。

  陳一丹相信機制,他希望把機制建立起來,這需要工作做得非常細。在騰訊創業時期的經驗幫了忙,他對細節的把控非常到位。助理覺得,在日程工作中,陳一丹會發現那些被忽略的細節,“當時看著很小,但最后在推進過程中是有決定性的。”

  陳一丹開始去世界各地拜訪教育學者。有時在香港,有時在歐美。退休之后,他似乎變得更忙了,這是助理的看法。經常是:他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,中間幾乎沒有休息。3個助理輪流陪同他參加各種活動,已經感覺疲于奔命,但出現在人前的陳一丹,狀態卻顯得很放松——10月19日,他剛剛結束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交流,連續飛了20個小時趕到四川邛崍,沒有休息。活動一個挨著一個。

  他的日程被排得很滿。苦惱在于不懂得拒絕的藝術。有時候在車里,他會問身邊的人,“接下來要去哪兒?”這種強度甚至叫郭凱天感到驚訝,“我對他說,我感覺你比上班的時候還忙。”

  開始籌備一丹獎后,程介明受托成了顧問委員會的召集人,吸引他的也是陳一丹身上的這種特質:我還是相信一丹先生,他話不多,說出來的也夠我們判斷了,“而且這筆錢這么大數目,這么多錢,這不是假的啊。”

  為了找到合格的顧問,程介明也開始四處打電話:比如,賈米爾·薩爾米(Jamil Salmi)博士,世界銀行負責教育項目的前首席顧問。

  “你現在在哪兒?”程介明問。

  “飛機上。”薩爾米說,他已經去過100多個國家考察教育項目,這一年就飛了145次。

  談起一丹獎的顧問和評委,程介明有些驕傲:一丹獎的顧問,是對各國的教育現狀和教育項目都有所了解、有所參與的人,由他們來把關;而評委,是那些深耕在教育領域的各國學者。

  開獎

  2017年,第一屆一丹獎正式啟動,30多個國家的候選人角逐最后的獎項,到了第二屆,這一數字就增長為92個國家,候選項目遍及151個國家和地區,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。候選人既有歐美的教育學者,也有人來自非洲的剛果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國家。

  得知自己獲獎時,拉里·赫奇斯正在科羅拉多參加一個學術會議。他是西北大學教授——關于他,大衛·菲戈這么介紹:“如果你的論文被100個人引用,那表明你做的不錯,如果被500個人引用,那表明你做得很好,如果是1000個人,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樹。拉里,噢,他的論文被引用了5000次。”

  那是個大早上,電話突然響了。他有些吃驚,“我一般不會這么早接到電話,而且那天開會時我竟然忘了把手機靜音,所以你知道吧,當時我其實有些尷尬。但我拿起電話,發現這通電話來自中國。”

  拉里·赫奇斯說,“我很高興能獲得一丹獎,因為我自己就是通過教育改變了人生。”他出生在加利福利亞,但不是那個有海灘和藍天的地方,而是遠離海岸的加州中部。每到冬天,農民們燒荒產生的煙霧就會遮蔽天空。

  他的父親,直到退休都拿著最低工資,母親則是大學廚房的洗碗工。小時候,他總是從櫥窗里看著吵鬧的大學生。但母親會告訴他:“像我們這樣的人是成不了他們的。”

  另一個獲獎者是阿南特·阿格瓦爾,他出生在印度的一個海邊小城,當年,還是高中生的他試圖報考印度最好的大學——印度理工學院。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齡人能夠接受優質教育,“有300個考生參加了第一輪的考試,其中兩個人失敗了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”第二次,他成功了,這改變了他的命運。

  他們現在都成為新世界的一員。或許,這也是陳一丹的起點:祖母很重視教育,正因為這樣,他父親才有機會走出鄉村,成為一名大學生。而到他這一代,他在深圳的繁榮中長大。

  從入圍開始,陳一丹就關注他們的成果,他充滿好奇,這就像是一片嶄新的大陸。9月19日,今年的一丹獎獲獎者公布了:是戈斯瓦米教授和法茲勒爵士,他們在自己的領域都有驚人的成就。談起這些獲獎者,陳一丹對每個人都印象深刻。但他重視的是,這些好的教育最終能不能落地,得到應用。更重要的是,能不能在中國落地。

  每年開獎那一刻,是陳一丹期待的時刻。他在門外,等著那道門打開——有時候要等一天,有時候要一天半。門內是9個有全球影響力的教育家,作為評委,他們專程聚到一起,先是和他簡單交談一下,“今天怎么怎么樣。好。謝謝”,然后門一關,一切按照流程,開始陷入緊張的討論、投票。

  評委們會產生激烈的爭論。但不管他們吵成什么樣,陳一丹都感到愉快。他有時候在門外踱步,仿佛置身事外。盡管這個獎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,他是它的設立者,但在評委們打開門之前,他也不知道答案。

  就像是一個人等著孩子出生——“醫生打開門,來了。是男孩,六斤八兩。”陳一丹說,結果是完整的,有一套清楚的解釋:評委們“不僅是抱著孩子給你,還要講清楚六斤八兩:特征,耳垂有一個什么,頭發是黑色。”

  這就是他期待的時刻,“每次我在門外是很開心的。”

  張嘯柏 金赫 來源:中國青年報

  2019年10月30日 05 版

【編輯:葉攀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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